历史学家钱穆尝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书院承载了宋人接续道统、重建学统、清整政统的情怀与使命。宋代书院之兴，如《宋史》所言，始于晏殊邀范仲淹掌学应天书院。范仲淹不仅将应天书院塑造成为天下书院之典范，而且力倡地方兴学、推动教育改革，其所教导、提携的人才或在齐鲁创办书院，发理学先声，或在苏湖创新教法，肇分科端绪，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数百年。前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使范仲淹成为宋代书院和教育繁兴的“第一人”。

掌学应天：

倡明道通理，创书院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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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元初牟巘《义学记》言：“宋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在应天书院成为天下书院典范的历程中，范仲淹居功甚伟。从求学于此到掌学于兹，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书写了相互成就的佳话。

公元1011年，22岁的范仲淹辞别故里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应天书院。这座始于五代后晋的私学，刚于两年前造舍聚书、招生复学，并获赐朝廷匾额。因继父“既加养育，复勤训导”而在少时留下“划粥断齑”“书台夜雨”等苦读佳话的范仲淹，如今更是珍视机会发愤苦读，“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终至“大通六经”，四年后举进士，开始仕宦生涯。

十年之后，范仲淹再次来到应天书院，这次他换了身份。公元1026年，范仲淹丁母忧寓居应天，受时任知府晏殊邀请，出掌应天书院。此间所作《南京书院题名记》（应天府公元1014年升南京，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教学理念上经、文并重，主张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教学内容上博约相济，主张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教学目标上不唯科第，既培养“有忧天下之心”的卿大夫，也培养“能乐古人之道”的乡先生；教学制度上严立规矩，“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范仲淹“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给学生出题必先作答，以准确把握难易和效果。一时间，求学者云集。书院培养了大批能臣大儒，“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公元1043年，书院升国子监，后屡建屡废。2003年启动原址复建。

掌学应天书院前后，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断成熟，这背后是对当时文风、学风、考风、政风之弊的深刻洞察。在公元1025年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针对“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等积弊，条陈救文弊、复武举、重科第、革赏延等举措，其在书院倡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正对此而言。公元1027年又作《上执政书》，进一步强调慎选举、敦教育，主张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公元1030年又两次上书晏殊，阐述“宗经、劝学、育材、善国”的体系化教育思想，主张培养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的人才。这些思想后在“庆历新政”中皆有体现。

荫及齐鲁：

兴泰山徂徕，发理学先声

按《宋元学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这不是很准确。泰山学派孙复、石介与安定学派胡瑗确对宋学尤其是理学影响甚巨，并以“宋初三先生”名世，但若溯流探源则可至范仲淹。正是在范仲淹的教导、提携与影响下，两学派才得以兴起。泰山学派的活动主要依托泰山书院与徂徕书院。

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范仲淹掌学应天书院期间，一位孙秀才连续两年谒见求助，范仲淹皆慷慨解囊，第二次赠钱时得知其家中有母亲需要赡养，便将其留在书院工作，每月给钱三千。范仲淹教孙秀才《春秋》学，“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孙秀才便是泰山学派主要开创者孙复。泰山学派另一开创者石介也曾受范仲淹教导与提携。公元1027年，石介从故里兖州奉符（今山东新泰）赴应天书院求学，此时正是范仲淹掌学。石介“固穷苦学，世无比者”，颇有范仲淹少时坚毅之姿，时人王渎听闻其穷困，赠其美食，石介则恐“朝飨膏粱，暮厌粗粝”坚拒不受，苦学三年后进士及第。

在范仲淹兴学思想影响下，石介与多次科考未第的孙复于公元1035年前往泰山，筹办书院。书院初期较为简陋，后在岱庙东南隅建成新馆，取名信道堂。岱庙扩建，书院又迁往凌汉峰下，始称泰山书院。石介邀孙复掌学，并以其为师，人称孙复泰山先生。孙复延续了从学于范仲淹时的研究旨趣，主要教研《春秋》学。此间，石介继母、父亲先后去世，其丁忧期间又在泰山支脉徂徕山创办徂徕书院，与泰山书院遥相呼应。这一时期石介主要教研《易》学，人称徂徕先生。至公元1042年孙复与石介在范仲淹等人举荐下赴京任职，七八年间两座书院为齐鲁大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南宋范成大曾将徂徕书院与金山、岳麓、石鼓等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范仲淹不仅间接影响了泰山、徂徕二书院的创办和泰山学派的缔结，还深刻影响了书院的学术旨趣和学风。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孙复精研《春秋》并撰《春秋尊王发微》、石介精研《周易》并撰《易解》等，皆受其“宗经”理念影响。范仲淹“宗经”又不迷信传注，《说春秋序》即直指《春秋》三传之不足，孙复信中亦提及范仲淹“病注说之乱六经”。泰山学派继承发扬了“疑惑传注”精神，如孙复将传统《春秋》学中“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解释成“有贬无褒”，石介亦批评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以忧勤损寿”之说。从重传注向重义理的转变，成为理学发生的重要前奏。

立学江浙：

推苏湖教法，开分科先河

范仲淹不仅将应天书院塑造成为天下书院之典范，影响、带动了各地书院的勃兴，而且力推地方兴学和教育改革，奠定了之后数百年中国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

公元1034年，45岁的范仲淹因“治水有绪”知苏州，这里是其生父的故乡。次年，治水济困之余，范仲淹奏请设立苏州郡学，得南园之地筑室招生。范仲淹先是致信学生孙复，邀他前往“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后又力邀孙复的同学胡瑗。此时胡瑗正在吴中教授经术，范仲淹“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从学者甚众。次年，范仲淹黜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迁建饶州郡学，“生徒浸盛”。又次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建润州郡学，力邀李觏前往执教。再次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再次邀请李觏，李觏于公元1040年“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范仲淹每到一地，必兴学育人，并力邀其生徒门人前往执教，为多地地方教育奠定了基础，地方兴学在庆历年间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

范仲淹所兴办或带动兴办的地方学校，尤以苏州与湖州最有特色，概因他所重用的人才胡瑗在这两地创新了教法，史称“苏湖教法”。胡瑗弟子刘彝答宋神宗问时，将胡瑗的教学理念总结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与范仲淹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经世致用等主张一脉相承。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尤以立“经义”“治事”二斋影响最大，经义斋“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开古代分科教学之先河。

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同时在京师建太学，令人下湖州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并推广至全国各地。尽管“庆历新政”很快夭折，但范仲淹及其生徒门人在创办书院、地方兴学、改革教育、扭转学风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数百年，也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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