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值得一读，因为这本书会拉着你走进文学深处；对于文科研究生或专业读者来说，《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更加值得一读，因为它会引出不少学术争议。

这本书的作者是许子东，浙江天台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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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这部书，许子东阅读和研讨了中国近现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近百部中短长篇小说。从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直到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

除了写书，许子东还在网络上讲课。他研究鲁迅，钻研张爱玲的作品。不借助任何工具，只用语言，就能表述出一本书的魅力，一个作家的闪光之处。

前几天，有名网友留言评论：“我真的选错了，睡前点开《许子东重读鲁迅》音频节目，越听越精神，四个小时了，目光炯炯黑夜中兀自亢奋着……”20多个小时后，许子东意外发现了这条留言，转发一波，并配上了三个字：“对不起”。

关于文学，许子东曾引用高尔基的话说：“文学即是人学”。他还说过：“文学通常不提供答案，但它提出问题”……1月18日，扬子晚报读书版迎来虎年的最后一期版面，我们邀请许子东，一起聊聊中国现代文学那些事儿。

以下是记者与许子东的采访对话：

记者：您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曾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新文学革命时期受到争议，近些年言情小说的发展也遇到问题，去年在一则新闻报道中，甚至有学生家长公开指责其是“精神鸦片”。那么在您看来，二者有没有相似之处？

许子东：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

鸳鸯蝴蝶派是民国初年的一个文学流派，狭义地来说，它主要是延续了以往“青楼小说”的传统。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流转为批判社会，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强调娱乐，秉承的创作理念是“文学最大的目的是给人娱乐，满足人的梦，小说就是玩玩而已，是消遣，不要那么认真地去批判社会。”

当时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人很多，比看新文学的人多。它们发表的刊物叫《礼拜六》，所以有句口号：“可以不讨小老婆，也要看《礼拜六》。”

新文学出来后,渐渐地，鸳鸯蝴蝶派就从主流走了下坡。但迷恋的读者还很多，后来也有发展，比方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这类作品在香港、台湾没有中断，一路发展到现在的言情小说。

把言情小说称为“精神鸦片”，就有点过了。我想叫它鸦片，不如叫它奶茶，整天喝这些，血糖高了，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但你也不能否认，现在有些读者就喜欢喝奶茶，各取所需而已。

记者：文学之外，您也经常会在社交账号上讨论热点事件，比如说之前曾被广泛讨论的“二舅”视频。

许子东：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网络事件，我们可以去讨论它如何在网络上爆红。我关注的是另一个角度，就是网络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由下一辈年轻人剪起来报道以后，会有这么多人关心？

因为我在写《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时，发现中国文学100多年，每一步都是一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线。其实有一条主线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两个形象，二者在文学当中的同框，非常有意义。

最早的同框是像“闰土”这样，最近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畅销书《活着》，主角是一个农民，他在讲自己一生的痛苦，可他不是对着读者讲，也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对着一个文化青年在讲。

二舅的故事，本身大家都不知道，被一个网络青年剪辑后，大家才开始同情的。网络青年讲自己的故事，没人理会，但他要讲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大家就关心了。

记者：您先后研究过张爱玲和鲁迅，有没有出现第三个作家人选？

许子东：我最早出的书其实是关于郁达夫的，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鲁迅的书现在还没出版。所以已经有第三个人了，第三个人就是鲁迅。

记者：那么鲁迅之后，有没有第四个人选？留意到您曾多次提及丁玲，有没有可能是她？

许子东：丁玲当然可以做专门的研究。但是当我对20世纪中国小说进行回溯时，我发现读一个作家，是要读一大批的，很多内容可以连起来讨论。

记者：为什么将郁达夫、张爱玲和鲁迅三人作为研究的主要作家？

许子东：我写郁达夫时，正在上海读研究生。

写张爱玲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早是用英文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讨论张爱玲是非常重要的，丁玲重要，张爱玲更重要。很多人认为，她就是写爱情，写小资，但其实她对现代文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文学都是讲男人怎么斗争，我们女人要关心怎么生活。”张爱玲不是最出色的作家，却一直红，为什么？因为她的世界观恰恰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衔接了，从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到了日常生活，这才是老百姓生活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因为我发现，代表中国100多年文学以及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不能一直做奴隶”。鲁迅一生的创作都在贯彻我们国歌的第一句话，他身上最宝贵的就是硬骨头的精神。鲁迅代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度和高度。记者 孙庆云

关键词： 中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