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汉代太子太傅疎广公的第几代孙,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四个时段来考察论证。
第一,从汉代的疎广公到晋代的束晳公是多少代?
(资料图片)
《汉书》《晋书》均记载了疎(䟱)氏即束氏祖先的辉煌业绩,为我们寻根问祖提供了正史依据,十分珍贵。
(一)《汉书》卷七十一将疎广公与雋不疑、于定国、薛广德、平当、彭宣五人合传。由于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到了宋代,将“疎”字变成了“疏”的异体字,所以后世历史文献中,将“疎广”写成了“疏广”、“疎受”写成了“疏受”、“二疎”写成了“二疏”。
在《汉书》的广公传中,出现的时间节点有二:1.“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注:汉宣帝刘询“地节”三年为公元前67年;皇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2.“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注:此时应为汉宣帝“元康”三年即公元前63年。在这一年,广公与侄子、太子少傅受公讨论“知足”“知止”问题,叔侄二人最后决定:“相随出关,归老故里”,广公向皇帝“上疏乞骸骨”。汉宣帝“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同意他们致仕退休。
“笃老”是指人已经十分衰老、年纪很大的意思。从古代朝廷官员70致仕的退休年龄限定来看,广公应该是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了。据2018年版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第八卷载束星联《丹阳三城束氏源流考》一文,这一年,广公年67岁。这个年龄推断既符合广公因长期辛苦而出现“笃老”特征,也符合还没有到致仕退休年龄的硬杠要求,应该是可信的。有研究资料显示,广公卒于公无前45年。由此推算,广公是在致仕后17年去世的,应该活到84岁了,所以《汉书》载广公、受公叔侄俩“皆以寿终”;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广公是出生于公元前129年左右。
又,在安徽枞阳县疏获先生帮助与关心下,我对《南阳疏束氏宗谱(六修)》第二部中有关汉元帝刘奭两次下诏,对太傅疎广和少傅疎受进行褒奖一事进行了认真研读。现将“诰书”内容抄录并标点、简析如下。
第一次“奉天诰命”据称是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全文如下:“奉天承运,曰:朕肤洪眷,御极万民,欲赖群臣辅成国家之治,厥任匪轻,必资公正之贤,乃臻明允□效。咨尔太子太傅疎、少傅疎受,发迹登科,官勤慎,宜加恩宠,以良能,兹特进尔贤大夫锡之,勅命,以为尔荣。於戏,保终如始,固为士之恒规,端志坚守,亦居官之要道,尚加毖懋,以俟游渥。钦哉。汉孝元元年二月初一 行。”
从公元前63年“二疎”离开朝廷到公元前48年皇太子刘奭登基当皇帝,年号为“初元”,已经过去了15年,这时的刘奭已经27岁了。如果说师恩难忘,他当皇帝伊始就下诏褒奖老师,这时的老太傅疎广已经82岁高龄了。但这份诰命文书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诏书中没有出现疎广的全名,只出现一个“疎”字,这是皇帝的诏书不应该犯的错误,亦或是刻写者粗心所致;第二,“贤大夫”不是官职,只是一种口碑,与汉代官制不符,制诰者误将其作为官职来写;第三,“游渥”一词应为“优渥”,指优厚的生活待遇,出自《诗经·小雅·信南山》:“益之以霢霖,既优既渥”;第四,末尾日期用汉元帝刘奭“汉孝元(帝)”来确定,这不符合当时对皇帝的称谓规范,对皇帝加上“孝”字是在皇帝死后,人们给予的谥号评价,如《汉书》中称汉武帝刘彻为“孝武皇帝”,刘奭为“孝元皇帝”,但皇帝在当时下诏书时,不可能自己夸自己“孝”,同时日期以年号为准,刘奭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初元”,因此“汉孝元元年”这种日期是不成立的。
我们再看第二次的“奉天诰命”文书,据称颁发的时间是在“汉孝元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全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诰曰:天命肇兴,百官傅佐,群臣列职,各有攸司。尔太子太傅疎广、少傅疏受,世臣良裔,拔自贤科,夙抱闳才,克胜大受。始应诏而置身廊庙,继循例而侍国藩臬,扈跸宣劳,朕心简在,荐章屡至,恩典宜颁:兹年高耄耋,上疎告归。皇帝赐黄金五十斤,令百官亲送,以昭尚书之德,以荣终身丕承赫奕之休,益笃绵昌之祉,钦哉。汉孝元十五年三月十五 行”。
对于第二道圣旨,其刻写亦有讹错。第一,如果是在公元前34年颁发,此时的疎广公已年届97岁左右了,广公是否还健在,是个疑问。第二,将第一次下诏书时间定在汉元帝刚当上皇帝时,第二次下诏书时间定在15年后即汉元帝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将汉元帝在任上两次给“二疎”褒奖的时间出现在一头一尾,是否可以说明,汉元帝与恩师“二疎”的感情是如此深厚呢?第三,“疎广”“疏受”,刻写出现破绽,同一诏书中,将同姓异写,实属粗糙,留下疑点,说明当时已经出现疎、疏二字通用了。第四,“上疎告归”之“疎”应为“疏”,朝廷有一定地位的大臣向皇帝的呈请称为“上疏”,即“上疏告归”,刻书者不懂这两个字的区别,造成错简;第五,“藩臬”“扈跸”是指随从皇帝出行,“二疎”在朝廷任职期间,汉元帝只是十几岁的储君而已,是否有“扈跸”之举,值得推敲;又,“藩臬”是指藩司和臬司,是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第六,“皇帝赐黄金五十斤”句,将皇帝变成第三人称了,皇帝自称“朕”“寡人”,怎么能自称自己为“皇帝”呢?主要原因是当年的太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所以把当年太子送给“二疎”的五十斤黄金说成了后来成为皇帝的皇帝所送,显然与《汉书》正史记载不符;第七,“令百官亲送”句,是把当年长安街中出现的官民自发的十里“祖道相送”场面给政治化了,一个“令”字,反而把“二疎”高士形象给削弱了;第八,“尚书”是官职,二疎是“太傅”“少傅”,只是广公的曾孙疎孟达当过尚书令、晋代的束晳当过尚书郎。第九,落款时间同样存在问题,汉元帝最后一个年号是“竟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帝崩于未央宫”。
晚生无意要去甄别这两个诏书的真伪,但事关我们共同祖先“二疎”广公、受公,不得不深思细研。合理的推断是:当年皇帝下的两道褒奖“诰书”这件事是存在的,符合那个时代皇帝经常褒奖大臣的时代特点,也符合“二疎”在汉代的深远影响;广公、受公叔侄俩的子孙们将“诰书”代代相传,但到了明代修家谱时,已经过去了近1500年,千年沧桑变化,战火水涝人祸不断,皇帝诰书原件早已荡然无存,不见踪影;后人只凭口口相传,遥想当年,集思广益,重新拟写复制两份皇帝“诰书”,以表追思仰尊与赞颂之情,这完全是正常的。惜在复制过程中,囿于学识等原因,难免出现讹误现象,但不影响起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晋书•束晳列传》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束晳生卒年,但束晳活的寿岁是清楚的:“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束晳在西晋时,官至尚书郎,因身体健康欠佳,不到30岁就辞官回乡,以开馆授徒为生,最后只活了40岁。其出生地、今河北省大名县“束馆镇”即为纪念他而来。其出生年代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辞海·文学分册》“束晳”词条为“?——300年以后”,二是互联网“束晳”词条显示的是公元264年——公元303年;三是来自束晳故里、河北省大名县束晳塑像的介绍:公元261年——公元300年。三者虽然在生卒时限界定上不一,但不影响我们做出判断,我更倾向于束晳故里的研究成果。
(三)广公与晳公相距多少年?以广公出生于公元前129年左右计,晳公出生于公元261年计,两者相距390年。历史上,在河北省大名县束馆镇有纪念束晳的“束公祠”,其中元代张孔孙《重修束公祠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疎广三百年后而有公,自公殁迄今将千年,而庙食如故,谓非是邦之神不可也”。如果390年减去广公寿岁84年,应为306年,可见元代张孔孙《重修束公祠碑记》中“三百年后而有公”语为非枉。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广公是84岁高寿,与亚圣孟子活的寿岁一样大。
(四)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西汉末年的疎孟达公开始推算。《晋书》明确记载,孟达公是广公的曾孙即第4代孙。孟达公之所以来到河北沙鹿山避难,是因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企图不合,惧遭迫害而逃离长安。如果他已经是在王莽“新”政权里为官,说明孟达公已经为“新”莽政权效劳,也就不存在与“新”皇帝合与不合的问题了。《晋书》中“王莽末”三字应理解为已经实际掌控了刘姓汉家政权的“摄皇帝”王莽所处的西汉政权末期。王莽“新”政权于公元9年建立,我们设定孟达公在这一年“避难”来到沙鹿山,从此过上了“去踈之足”为“束”的隐姓埋名生活,到束晳出生的公元261年,历时250年左右,更何况束晳还有位哥哥束璆。如果从“新”莽政权15年后灭亡的公元24年算起,到束晳出生时间的公元261年,也有237年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数据推算——
如果以25年为一代人计,从公元9年算起,到晳公出生的公元261年,孟达公到晳公的250年左右,应该有10代人左右;加上广公到孟达公4代,去掉孟达公重复计算1代,从广公到晳公,疎氏即束氏应该繁衍了13代左右。如果从公元24年算起,到束晳出生的公元261年,也有237年,繁衍10代人左右也是正常的,也在从广公到晳公的13代人左右范围内。
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计,250年左右可以是12代人左右强一点,237年可以是12代人左右弱一点。加上广公到孟达公的4代,减去孟达公重复计算的1代,从广公到晳公,也只有15代左右。
(五)两谱相较后的合理推测。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六修)》“南阳郡疏束氏历代渊源世系图”显示,从广公到晳公计20世(代)。丹阳“补经堂”三城《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显示,从广公到晳公只有11世(代)。两谱在这个问题上相差了9代。
两处宗谱都是在前辈祖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形成的,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否定一方。从目前数据推算情况看,以25年为一代人来推算,无论是从公元9年计还是公元24年计,都在13代人左右范围,“补经堂”《束氏宗谱》似更接近数据推算结论。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计,“补经堂”丹阳谱与数据推算相差4代,“南阳堂”谱与数据推算相差5代,也是丹阳谱更接近数据推算结论。
(六)两谱修订起始情况。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始修于元大德六年壬寅即1302年,后历经元至元四年戊寅即1338年、元至正八年戊子即1348年、明永乐十五年丁酉即1417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即1559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即1616年、清同治十年辛未即187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即1900年、民国17年戊辰即1928年九次大修,加上2018年的大修,前后共进行了10次大修,可谓传承有序。
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第一次修订时间不清楚,但最早也只能是明代初年。从三修谱中的《钢公房支修序》中可知,桐枞始祖“文二公自洪武初由新安之婺源迁桐城”,说明文二公是元末明初人。通过六修谱可知,“南阳堂”真正修谱是从二修谱开始。根据明万历十七年己丑即1589年“二修谱序(一)”中“自元末迁桐二百余年”句、及束带所作“二修谱序(三)”中“吾族之迁桐也自文二公始,谱略之编也自四世志远公始”句可知,安徽“南阳堂”宗谱修订应该是在明代开始,始修者是文二公的曾孙志远公。三修谱时间是在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即1703年;四修谱是在清嘉庆二年丁己即1797年;五修谱是在清光绪八年壬午即1882年;六修谱第一部是2004年、第二部是2006年、第三部是2009年。“南阳堂”宗谱前后6次大修,亦是传承有序。但二者相较,肇启时间上,“南阳堂”晚于“补经堂”;修谱次数上,“补经堂”又比“南阳堂”多了4次。
鉴于上述思考,虽然两堂同属广公裔孙,但仪征“广德堂”由“补经堂”孽乳繁衍而出,故持广公到晳公为11世(代)之说。
又据山东汶上宗亲束建提供的“二疏堂”《汶邑束氏族谱》资料显示:束晳公是疎广公的第11世孙,“二疏堂”与“补经堂”结论相同。
第二,从晋代的晳公到宋代的振祖公是多少代?
振祖公是丹阳三城束氏的始祖,但在“补经堂”《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与以振祖公为丹阳三城始祖的《江苏丹阳束氏近世系总图》之间,缺少明确的过渡与衔接,换言之,没有出现直接沟通的人物。我们必须仍然依据时代坐标来寻找到最佳最科学的结合点。
(一)振祖公的身世。根据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可知,振祖公于北宋徽宗的大观戊子年即大观二年的1108年被授予五品统领官,“靖康之难”的1126年后,于南宋高宗赵构的“建炎中”,由合肥扈跸赵构南迁,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可以说,振祖公是南宋赵家政权的“开国”功臣。宋高宗赵构的第一个年号为“建炎”,前后用了4年,由此不难得出结论:1127年后,振祖公就离开安徽合肥老家、投身到抗金保宋的战斗行列中去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振祖公于1108年被任命为“五品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武官,如果他那时才20岁,到了1127年,也应该有39岁了;如果他任“五品统领”时25岁,那到1127年也应该有44岁了。所以不难推测,振祖公在合肥老家时,应该有妻室儿女。因宋金对峙,金兵不断南侵,战火不断,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战火纷飞导致背井离乡、亲人音讯隔断阻绝是常有的事。后来振祖公在长江以南的丹阳三城娶赵氏女为妻成家,这在古代纯属正常现象,更何况此时的长江以南是相对稳定的区域。
那么振祖公的父亲或祖父又是谁?安徽“南阳堂”六修谱上指出:振祖公是嘉会公的裔孙。但究竟是几代裔孙?谱系中语焉不详。我们从振祖公“行十六”可以推断,振祖公或是他父亲的第16个儿子,亦或是他同门叔伯兄弟中的排行第16位。如果是他父亲的第16个儿子,按常理推断,应是偏房庶出了。振祖公的父亲或他父亲这一辈的束氏族人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振祖公年龄不大就当上了五品统领官,主要靠他的才干,也不排斥有祖父辈福荫庇护因素存在。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振祖公为振兴束氏门庭、振兴祖宗基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与安徽“南阳堂”《疏束氏宗谱》中的线索。
第一,“补经堂”《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据束星联《丹阳三城束氏源流考》,是由明成祖朱棣的永乐二年甲申年即1404年春天,由安徽舒城的束四箴公(举人、庄浪知县)以舒城的“宋朝遗留的祖谱”提供的。据舒城宋朝遗留的老谱记载,从始祖疎广公到均甫公为49世。均甫公这一支到了明代初年迁到了安徽舒城。丹阳“补经堂”在修谱时,将这49代谱系予以完整保留,这就是“补经堂”的“远宗世系图”由来。
根据“远宗世系图”,其中第46世的束道公,据“补经堂”《束氏宗谱》南迁二十五世孙束铭公《束氏源流考》一文,明确束道公为南宋人物。再向前寻找,获知45世为贵七公,44世为秀公、庄公,43世为元嚞公(嚞,音zhé,同“哲”)。
44世的束庄公为北宋人,曾任万州知州。那么,45世的贵七公应该是介于两宋之间的人物了,其时代坐标与振祖公所处时代一致。
如果依“补经堂”的“远宗世系图”来推算,从晋代的晳公到贵七公为35世(代)、从汉代的广公到贵七公应为45(世)代。如果贵七公与排行“十六”的振祖公同处两宋交汇时代,他们亦或一个是束府的老七、一个是束府的老十六,振祖公也应该是广公的第45世(代)孙无疑。
第二,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显示,从25世的晳公到41世的嘉会公之子元嚞公,前后有16世(代)。元嚞公与有声公即束庄之间是祖孙关系,中间还有元嚞公长子应才公的弟弟应□公,这位应□公就是束庄公的父亲。这一点又与“补经堂”谱所反映的父子关系不一致,同时比丹阳“补经堂”谱少了近20世(代);如果到44代光浚公、光清公,从晳公到光浚公、光清公也只有20世(代)。但是,“南阳堂”从6世(代)广公到44世(代)光浚公、光清公,前后相距也有39世(代),与“补经堂”在时代上相比,如果时间坐标定在两宋之际,双方只相距6世(代)左右,亦在可设范围之内。
第三,数据推算情况。从晋代晳公出生的公元261年到振祖公任五品统领的1108年,约740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即有37代;如果以25岁为一代人,将近30代。目前,“补经堂”谱显示,从束晳到束贵七为35世(代),更接近数据推算的30—37代之间;“南阳堂”谱的从束晳公到光浚公、光清公的20世(代),与数据推算结论差距较大。
因此,我们以“补经堂”宗谱记载为是,由贵七公的35世(代)孙得出振祖公亦是晳公的35世(代)孙、广公的45世(代)孙结论。
第三,从振祖公到仪征始祖世昇公为多少代?
江苏仪征位于长江北岸,丹阳三城巷位于长江南岸。仪征束氏“广德堂”一脉虽然很旺盛,但之前谁是仪征这方土地的束姓始祖,不甚清晰。公元2020年,在丹阳“补经堂”沛泉公的倾力襄助下,从“补经堂”丹阳三城《束氏宗谱》中终于寻绎到了仪征束姓祖先的身影。现将沛泉公研究整理并提供的“仪征束氏近宗世系图”照录于次。
从丹阳三城巷“补经堂”到仪征“广德堂”,仪征束氏近宗世系图“辛丰谏壁组”第1至第24世世系图——
第1世 振祖公——第2世 祥公——第3世 思宗公——第4世 安珉公——第5世 暹(xiān)公——第6世 友闻公——第7世 国宝公——第8世 崇芳公——第9世 子寿公——第10世 文贵公(迁居辛丰是为辛丰支)——第11世 钧公——第12世 清公——第13世 以学公——第14世 傭公——第15世 万礼公(迁居谏壁)——第16世 思让公——第17世 辅公——第18世 带公——第19世 纲公——第20世 以隆公——第21世 希尧公——第22世 永桢公——第23世 士镛公——第24世 世昇公(迁居仪征县)。
据“补经堂”《束氏宗谱》记载反映,第23世士镛公是第22世永桢公次子,字廷昇,生于康熙戊申(1668年)十月初八辰时,殁于康熙后壬寅六月(1722年),葬父茔;娶刘氏,生康熙癸丑(1673年)六月初十,殁于雍正乙卯(1735年)七月廿九。士镛公与刘氏生子世昇、女一适仪征胡。世昇公是士镛公之子,字旦初,行信五,生康熙戊寅(1698年)五月十一午时,殁失考。娶周氏,迁居仪征县。
由宗谱可知,从宋代的振祖公到清代的世昇公,计有24世(代),世系十分清晰明白。
世昇公与妻子周氏过长江到江北的仪征后,与已经嫁给仪征胡姓人家的妹妹或姐姐一道在仪征扎根生活,开始了在仪征这方土地上的束氏子孙繁衍,成为仪征暨扬州西山一带的束姓近祖。
第四,我是仪征世昇公“广德堂”的第几代?
根据2013年12月仪征“广德堂”《扬州西山束氏新编家谱》记载,仪征束氏宗支的辈分排行已经列出40代了,“有”字辈已经到了第九代。但问题是,现在的辈分排行40个字中,第一个字不是“世昇公”的“世”字,而是“治”字,即“治太秉元大”而不是“世太秉元大”。
“世”字与“治”字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经过多次向宗亲们询问得知,在宗亲束有才的回忆帮助下,获知现在的束氏广德堂辈分排序是由第六代“锦”字辈祖先束品公排定的。当年由束品公拟定了40代排行,并首先对前面的五代祖先排行进行了追记完善。
从音韵学角度考察,在扬州方言中,人们发音普遍存在声母“gkh”“jqx”“zcs”“zh ch sh”不分现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如“侵”念成“京”音、“成”念成“正”音等是举不用举,加之口口相传,将仪征束氏始祖“束世昇”的“世”字声母“sh”念成“zh”音是极其正常的,即将“世shì”音念成了“治zhì”音,从而将“世”字误作为“治”字。
2022年10月29日,我再度返回家乡,在年度家谱会的承办者束有平家里,向束氏广德堂家谱会的各位理事们进行了汇报。一是依据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提供的束世昇“迁居仪征县”史料依据,二是通过对扬州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声母通变不分的音韵学现象分析,三是现实生活中大量事例的存在可以佐证,四是第六代“锦”字辈凭口口相传来对第一代的排行进行认定,存在读音与书写不准也属正常现象。大家最后达成共识,对原先家谱中有关辈分排行的第一个字进行更正,将“治”字正式更正为“世”字,最终得出的40个辈分排行文字是——
春长
世太秉元大 锦宽德有余
万在
朝廷恩荣耀 殿鼎锡永康
惠文敦厚礼 广庆乐瑞昌
星月明如玉 乾坤保安邦
按照现在的辈分排行,我属“有”字辈。世昇公生于康熙戊寅(1698年),晚生我生于1956年,双方出生相差258年,与世昇公相差9世(代)是完全正常的。
综上所述:由汉代疎广公到宋代振祖公的45世(代)+由宋代振祖公到清代世昇公的24世(代)+清代世昇公到晚生有春的9世(代)=78世(代);去掉宋代振祖公的1次重复计算,去掉清代世昇公的1次重复计算,78-2=76。最终结论是:我是汉代太子太傅疎广公的第76代孙、晋代尚书郎束晳公的第66代孙、宋代五品统领束振祖公的第32代孙、仪征始祖束世昇公的第9代孙。
(本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宗亲束沛泉、疏获、疏延祥、束和平、苏长兵、疏利民、束建、束立波等的大力支持和倾情相助,在此,代表束氏“广德堂”的广公裔孙们,向宗亲们表示衷心感谢!)
2021年5月28日成稿,2022年6月15日修改稿,2022年10月30日再次修定。
束有春
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