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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秋天，我来到了上海，舅舅一家人挽留我在上海过年，我也乐意与表姐表弟们厮混在一块，日子虽然艰苦，却快乐着。二表姐最勤劳，洗洗弄弄几乎都是她担当，那阁楼的竹梯子是擦了一遍又一遍，每一节竹子都被磨擦得油光锃亮，家庭摆设虽简陋，但每个旮旯都弄得干干净净。

舅舅家位于南市区新肇周路991弄(现黄浦区西藏南路)，此地杂居着来自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人，过年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并没有褪色，它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弄堂里，相互展示着、交融着。山东大叔一家子都在赶制打毛线衣的竹篾针、搔痒的“不求人”、掏耳朵的耳扒子与鹅毛棒，制作出来的成品批发兼“提篮小卖”，为过好年作最后的经济积累；对门的宁波阿叔忙着制作双人沙发，先用木头敲敲钉钉制作成型，然后将弹簧固定好，那纵横的棕棚绳轨道般地交错着煞是好看，做好的沙发绝不比市场上的成品差，在那个年代，沙发还算是家庭陈设的奢侈品。宁波阿姨忙着做水磨糯米粉，像豆腐作坊过滤浆汁那样费事，但水磨糯米粉做的汤圆确实细腻、圆嫩而爽口，我也第一次见到带鱼不刮鱼鳞的做法；山东人做菜实在，大碗大碗地摆上一桌，煎饼大蒜仍是少不了；安徽人年夜饭至少要10个菜，且讲究个双数，无酒不成席，酒是年夜饭的灵魂；苏南人菜肴讲究精细，口味偏甜；而我们苏北人则注重淮扬菜的品味正宗。

那时买食品、副食品都要专用票券，我也跟着去菜场买菜，为了能买到六毛钱一斤的便宜槽头肉和一些禽类，凌晨四五点钟就去菜场排队了，将菜篮子用绳子串起来，人就站在旁边说说闲话，或蹦蹦跳跳取暖。

每户人家在年前两个月就开始省吃俭用，囤积票子，用于大采购。为了一顿年夜饭，为了饭桌上的一碗带鱼、一锅老母鸡汤……大家不辞辛苦，奔波在各个小菜场。

舅舅家不光为过年作准备，还要为两个在外地插队落户的阿姐作准备，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得考虑，六七只帆布旅行包都塞得满满当当的。

傍晚，街上弄堂里没有了行人，家家户户都飘逸着菜香，不同的香味融洽在一起，弥漫在弄堂的上空，也弥漫在每个人的心上。大家说说笑笑，守候到夜间12点，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新年。姚维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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